蒋介石是如何发动全面内战的

1946年中原解放区部队的突围之战，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转折点。这以前和以后的国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殷切期待并力争实现的和平建国已不可能，全面内战开始。

为什么说中原突围之战是全面内战的开始？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局部状况，而要从当时全局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对和战态度演变这个根本问题来分析，才能作出恰当的判断。

抗战胜利将要到来时，蒋介石就决心以武力消灭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如此快地到来，超出人们的普遍预计，周围的情况又在不断变化，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是明确的，那就是力争实现全国性的和平建设。这不是简单的宣传口号，因为它是人民的普遍愿望。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提出:“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行动也表现出很大诚意，承诺并开始从抗战期间在南方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北、河南 （豫北不在内）等八个省区敌后建立的根据地陆续撤出，向北转移。中共中央已初步商定参加国民政府的成员名单。当时在解放区担任苏皖边区政府主席的李一氓回忆:“党中央要从延安搬到淮阴来。参加南京工作的同志有事情要开会就去南京，没有事情又不开会就可以回到淮阴的总部。”解放区的复员整军工作也已开始。2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所发的指示中写道:“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与此相对的是，在抗战胜利将要到来时，蒋介石就决心以武力消灭共产党。1943年8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决，则后患更大也。”1945年5月22日，也就是国民党六大闭幕的第二天，他对参加大会的军队代表说:“共产党执迷不悟，别有用心，蓄意要破坏统一，背叛国家。他们以为如果不乘此时机激荡消灭本党和我们革命的武力，就不能达到其夺取政权、赤化中国的阴谋。”“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的武力和国军比较起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现在号称有多少正规军、多少游击队，占领多少地区，其实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蒋介石一直特别看重武力，抗日战争后期已得到一大批美械用来装备其嫡系部队，胜利受降后又将得到100多万在华日军的武器装备。在他看来，国民党军队的实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是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大好时机。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向高级将领们讲这样一番话，无疑是在重要历史时刻向他们预做作战动员。

形势发展比蒋介石估计得还要快。他在敌占区、特别是华北沦陷区，实在没有多少力量，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却日益扩大，这使他焦虑不安。他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令各部队对共匪不得不特别加以警觉心，并应增强敌忾心，不能视剿匪为内战也。”他把抗战胜利后武力消灭共产党认为是“剿匪”而不是“内战”。7月14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倭如在三个月内投降，则我华北军事之布置上筹备应急进，勿再迟延。”

他写下这段日记后不到一个月，就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由于过去的节节败退，蒋介石在“华北军事之布置”根本谈不上准备好，只能先依靠原沦陷区的伪军来对付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10日晚得敌降消息以后，立发伪军维持地方赎罪自效之电令与广播，此为安定沦陷区惟一之要素，亦即打击共匪、消弭内乱最大之关键也。”刚听到敌降消息，就给伪军“立发”电令，要他们“打击共匪”“维持地方”，以此为“最大之关键”。他的急迫心情已淋漓尽致地跃然纸上。拿湖北来说，蒋介石就命伪武汉绥靖主任叶蓬防守武汉，不准新四军进入市区。

接着，他更直接依靠即将正式投降的驻华日军来对付中国共产党。8月23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中国境内之非法武装组织，擅自向日军追求收缴武器，在蒋委员长或何总司令指定之国军接收前，应负责作有效之防卫。”“如果各地……为股匪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回。”所谓“非法武装组织”和“股匪”，自然主要指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他看来，这是原沦陷区此刻特别急迫而重要的事。

毛泽东到达重庆进行谈判的第二天，29日，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1927年至1936年反人民内战期间所编辑的反动文件《剿匪手册》，这是蒋介石、何应钦等伪称要求和平、实则决心内战的又一实证。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最后一夜，住在蒋介石寓所林园。蒋在第二天日记中写道:“共党不仅无信义，而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矣。”“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这种情况下的谈判自然不可能有实质的效果。

国共全面战争一时没有立刻爆发的原因

蒋介石虽然早已下定在战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甚至在政治协商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军政部长陈诚向蒋介石上书密陈:“今日之情势，惟有以武力求和平，以武力求统一。”“国家之统一，自有史以来，从无不用武力。”蒋介石在三天后就批示:“所陈各点，皆获我心。”但关键问题在于他还没有准备好。有几个因素使他对全面内战难以立刻付诸行动。

第一，日本军国主义者自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八年来，侵占了中国大片富饶地区，包括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最重要都市，也控制了关内主要铁路交通线，驻扎在关内的日本侵略军有130多万人。抗战胜利后，摆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面前最迫切的事，是这方面极为繁重的受降和接收工作，把它重新置于国民党当局控制之下。

蒋介石在1945年9月日记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写道:“本月初开始接收沦陷各都市与地方”，“陆、海、空交通建设计划与目前之处置”，“还都方针与时期之研究”，“接受日本投降典礼等”。拿关内的中原地区来说，蒋介石在准备受降时，就把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召到重庆，“指示刘峙迅速率部向郑、汴挺进，消灭河南地区平汉、陇海铁路两侧的中共军队，确保交通线的安全”。

这些事如果没有做，原沦陷区的大部分地区如果还没有处于国民党当局的控制下，尽管受降过程中已发生多次国共局部武力冲突，但还不能立刻发动反共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对此也看得很清楚。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后代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10月1日为中央起草的电报中说:“现在国民党腐败脆弱，外强中干，接收大城要道力量分散，决难压倒人民。”第二天又在电报中说:“目前解放区的战争，基本上已成为交通要道的战争，深入解放区据点不多。”这需要有一段时间来作准备。

第二，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大多退居中国西南地区，还有一部分在胡宗南率领下包围着西北的陕甘宁边区以及在缅甸北部作战，这些军队距离沦陷区的各大城市和交通线很远。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1944年，日军企图挽救覆灭的命运，实行代号为“一号作战”的计划，向河南、湖南、广西、贵州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又给了国民党军队很大打击。要把这些国民党军队迅速抢运到原来被日军占领的华北、华东和华中地区，只有依靠美国的空军和军舰运送。由他们运送的国民党军队共40万到50万人。当时作为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魏德迈说:“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那自然也需要时间。

第三，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国际舆论和各国政府虽然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般采取支持态度，但不赞成中国立刻发生全面内战。

以上这些因素，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采取自称的“忍”的态度的原因所在，也是国共全面战争一时没有立刻爆发以及政治协商会得以召开、停战协定得以签订的原因所在。

蒋介石对政治协商会议也好，对停战协定也好，从来没有看得很重，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

蒋介石认为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那时有过“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说法。所说的“关外大打”，主要发生在国民党军从接收沈阳到进占长春这段时间内，特别是41天的四平街之战，震动全国，以后转入一段基本停战状态。在关内，国共和谈一直在进行，还有停战协定，人们对和平仍抱有希望；虽曾有上党、邯郸、平绥路西段、胶济路中段等战役，终究还是局部的，国民党方面出动的军队主要是原晋绥军和原西北军等地方部队，不是它的嫡系主力。局势起起伏伏，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还不能说已进入全面内战。

进入1946年5月，也就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前一个月，国内外形势有了重大变化，蒋介石一直等待的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已经到了。

第一，5月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这就是说，他必须首先完成的受降和接收工作已经大体就绪，原沦陷区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已基本上处在国民党当局的控制之下。这是他们发动全面内战的重要前提。

第二，军事上，国民党军队从苏军撤走时接收沈阳后，便沿北宁铁路北上，进攻四平街。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激战，由美国帮助运去的全部美械配备的新1军、新6军、71军等精锐主力10个师在5月18日攻占战略要地四平街。这是东北军事形势的一个重大变化。蒋介石十分兴奋，在21日的日记中写道:“自我军克四平街后，共军主力溃散，故其态度又为之一变。”23日，他从南京飞往沈阳督战。当天，解放军主动撤出长春，转移到松花江以北。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次长春收复之速，实出意外，非上帝默佑，何能有此奇迹也。”这就使他更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以为四平街战役的结果表明不难在短时间内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

他还在5月25日写信给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他转告马歇尔不必过虑。信中说:“接辞修 （即陈诚）电，藉悉马特使对我军占领长春不甚同意。此乃其对和平之一贯政策。中（蒋介石名中正，这是蒋介石的自称，下同）之所以来东北者，亦以此故。但此地实际情势，与吾人在南京所想象者完全不同，将来当与其面晤时详述。照目前情势，我军进入长春，实于和平统一，只有效益，而毫无阻碍，请其放心。”“此乃中确有把握之事，万勿有所疑虑。而且中自信此为和平统一惟一之道路也。”“只要东北共军之主力消灭，则关内关外之事，皆易为力，已作慎重之处置，请勿过虑为盼。”

读了这封信，对蒋介石为什么在写信的下一个月（1946年6月）会把国共之间的局部战争扩大为全面内战，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第三，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一直采取支持的态度。尽管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专制和腐败也有不满，要求他们有所改进，对中国在此时发生全面内战也有所顾忌，自己不会出兵参与，但蒋介石一旦决心发动全面内战，他们只会越来越加以偏袒，而且给予更多的实际支援。

这种偏袒表现得日益明显。5月13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在东北问题上，马蒋之距离已不相远，而关内问题，美我关系亦日趋对立，尤小组中为甚。”30日，周恩来更向马歇尔致备忘录说:“执行部与某些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在调处冲突上，不能完满地公正地照顾政府与中共双方面的意见，客观上对政府方面有所袒护。”这些，蒋介石自然也看得很清楚。

更严重的事情是，5月16日，美国以太平洋战争中“剩余物资”的名义将大量军用物资以低价售给国民党政府。台北出版物记载:“将美国在太平洋各岛屿剩余物资售与中国（计一千五百万美元）。”不久后，美国政府又向参众两院提出《拟予中华民国以军事顾问与军事援助的法案》。毛泽东为此发表声明，提出抗议。确实，美国参加的国共和谈快要走到尽头了。

拿集中在1946年5月间发生的这三项重要变动（当然这些变动都有一个发展过程），同前面所说蒋介石在抗战刚胜利时一时还难以立刻发动全面内战的三个因素对比一下，不难看到:蒋介石选择1946年6月把局部内战发展成全面内战，并不是完全偶然的。

周恩来在5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敏锐地指出:“国民党积极备战，且已表面化，在舆论方面已感到极度火药气。”他的预感很快就转化为现实。

近期内发动全面内战的决策，在国民党高层也迅速明朗。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6月12日日记中写道:“请蒋先生斟酌力量，如其胜任，应即向共逐渐进攻。”“如此愈拖，我政府经济政治就愈日消弱。此时由局部证明的决裂，世人皆能谅我矣。只是整个力量究否胜任，惟有委员长知之详切也。”6月17日，他在日记中又写道:“出席国府纪念周，蒋先生报告中共行为及其企图与政府所拟处理方针（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云云）。”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决策已确定下来了。

即使在全面内战危机已迫在眼前时，毛泽东还在6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前方各重要将领电:“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必须奋起应战，目的不是为了扩大全面内战，而是为了“争取和平前途”。7月5日，全面内战已经爆发，中原部队已经突围，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我军主力现作准备，如坏转则大打，如好转则不打”。但蒋介石进行全面内战的决心已定，战争的“大打”并不是到这以后才开始，而是不得不应战，它的结果却完全同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预期相反，这是人们料想不到的。

（《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2期 金冲及）